2025年2月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资本市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包括持续优化绿色债券标准、研究完善评估认证标准、研究加强可持续评级、鉴证体系建设等；丰富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产品，如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发行上市、融资并购及发行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研发更多绿色低碳期货期权品种，持续深化绿色国际合作等。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长期关注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并进行专题研究。此前于2024年3月召开“促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形成研究报告《当前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成因》。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作为咨询专家，分享其对绿色金融的见解。
他表示，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在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激励机制、产品规模和国际合作等四个领域相对领先；但在可持续披露准则落地、碳市场的流动性和金融属性、ESG资管和气候风险分析管理等领域相对落后。在转型金融领域，我国虽已起步，但还面临七个瓶颈，包括缺乏对转型金融的明确界定标准、企业缺乏编制转型计划的能力、转型金融产品单一、缺乏激励机制、缺乏公正转型的考量、机构能力不足、转型企业与绿色科技对接不畅等。
过去几年，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未来30年中国绿色低碳投资需求的预测数据，大部分数据都在100万亿元到140万亿元之间。我们研究后发现，这些数据大多是由能源专家测算的，主要测算了在能源体系中实现“碳中和”和在若干场景下使用绿电所需要的投资量。我们使用绿色金融的口径估算了绿色低碳投资需求，最后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一个报告，预测未来三十年内，我国绿色低碳投资需求的累计规模将达到487万亿元。
“绿金委”口径与能源专家的口径有三个区别：第一，“绿金委”口径使用的是《绿色产业指导目录》，该目录包含211项绿色经济活动，涵盖的范围比绿色能源更广，包括不少和碳减排没有直接关系的绿色经济活动，如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第二，“绿金委”口径的绿色投资不仅包括项目投资，还包括落实这些项目需要的流动资金。具体来说，一个绿色项目不仅需要购买设备，还需要流动资金来覆盖运营成本，包括人力、采购等。第三，对于某些项目，尤其是建筑和基础设施，“绿金委”口径包括这些设施的全部成本，而不仅是减碳部分的投资。以建筑物为例，一个绿色建筑物中节能减碳的相关成本约占10%。
在金融机构规划未来绿色金融需求时，建议使用“绿金委”口径而不是能源口径，前者已经被证明与目前的绿色金融实际运行是接近的。2023年，仅绿色信贷口径的增量就有8万亿元左右，从年初的22万亿元左右的余额增加至年底的30万亿元左右的余额。债券、信托、基金口径可能还增加了近2万亿元。我们提出的30年累计487万亿元，年化16万亿元，现在已经实现了年度10万亿元左右的绿色投资，还有6万亿元左右的缺口，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如果用100多万亿元的累计绿色投资需求的能源口径（每年3万多亿）与实际发生的绿色金融融资量（2023年为10万亿）比较，实际上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相较于国际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我国在某些领域是领先的，但在其他一些领域还落后于国际最佳实践。
第一，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主要指对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定义。银保监会在2013年出台了绿色信贷统计的第一份标准。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绿金委在2015年发布了第一个绿色债券的官方标准。这些官方标准的出台时间比国外任何一个地区都早。发达市场在几年前使用的还都是非官方、非强制的标准，如CBI、ICMA等，逐渐才开始编制和采用官方的可持续金融界定标准（目录）。因此，从时间来看，我们在国家层面出台绿色金融界定标准早于其他国家，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有官方统计绿色信贷规模和环境效益的国家。
第二，激励机制。我国央行对绿色金融提供了激励机制。比如，我们早期推出过绿色再贷款。近年来，使用了碳减排支持工具，该工具的力度大，利率是1.75%，比市场利率优惠不少，有力地支持了清洁能源等产业的发展。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考虑过要用类似机制，但在它们的体制下是做不到的。另外，我们的一些地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对绿色项目采用了贴息、担保等激励措施，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没有的。
第三，产品规模。现在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全球第一，余额达到了30万亿元。我国的绿色债券存量规模也达到了全球第一，余额为2.5万亿元。当然，中国在这两个数据上领先也有必然性，我国的银行体系的规模总量比其他国家都大，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第四，国际合作。绿色金融领域最高层面的全球合作机制是G20。这一机制是在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我国倡导发起的，后来升级成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负责可持续金融的政策、标准和倡议的讨论与协调。近年来，这个由中国担任共同主席的工作组编制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转型金融框架》《可持续金融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等有全球影响力的指引性文件。除了G20平台之外，中国还主动倡导和组织发起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等国际合作机制。
第一，关于可持续披露准则的落地。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已经得到了G20和IOSCO等国际组织的认可，正在全球推动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落地工作。ISSB编制的标准已经在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区域得到了认可或采纳。欧洲采用了比ISSB要求更严的版本。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监管部门也表示要采用以ISSB为基准的披露要求。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落实ISSB做出明确表态。虽然我国三大交易所最近都出台了ESG披露新规，其内容与ISSB的要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具体规定的强度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比如对范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气候相关的情景分析以及碳中和计划没有强制要求。
如果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承诺采取ISSB披露准则，而中国还游离在此规则之外，可能会成为我国在绿色金融和绿色贸易领域与国际市场“自我隔离”的壁垒，不利于我国使用全球绿色金融资源和开拓绿色产品市场，也不利于我国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低碳转型。
第二，关于碳市场的流动性和金融属性。我国强制碳市场覆盖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大的，但交易量不到欧洲的1%。主要问题是我们的碳市场基本没有金融属性，金融机构无法参与，也没有衍生工具w66利兰国际，，因此无法充分发挥用碳价信号（包括远期价格）推动各行业努力开发和使用绿色低碳科技的资源配置的作用。由于金融机构不能参与，所以就无法讨论如何开发碳金融产品这一潜力很大的市场的问题。
第三，关于ESG资管。我国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都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按某种口径来计算，我国资管行业提供的ESG产品占全部资管AUM的比重可能只有1%左右，而一些发达市场宣称有30%以上。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包括缺乏监管指引、缺乏强制性的可持续信息披露、长期资产拥有者（如养老金、保险公司）在ESG投资方面参与不够等，以及机构内部缺乏相关意识、数据和分析能力等。
第四，关于气候风险分析和管理。发达经济体已经基本上常态化要求金融机构做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我国香港地区也对所有银行提出了强制性要求。但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气候风险分析和管理还处于早期、有限试点的阶段。具体瓶颈包括监管部门没有提供明确的工具方面的指引，金融机构内部能力不足，缺乏强制性的关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等。来利国际w66，对气候风险的认识不足，也会制约未来转型金融的发展。
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总体做得不错，绿色金融重点支持的新能源、电动车、来利国际w66，电池等产业增长很快，规模很大。转型金融是可持续金融发展的下一个风口，或者是未来绿色金融需要开拓的重点领域。未来支持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的转型融资量应该会超过服务“纯绿”活动的融资量，因为我国“纯绿”的经济活动约占GDP的比重是10%，不绿的经济活动约占90%，不绿的经济活动要想变成零碳，就需要转型金融支持。然而w66利兰国际，，现在能够正式贴上“转型金融”标签的绿色融资，只占绿色融资总量的1%左右。之所以转型金融的业务量很小，我认为主要存在如下七个瓶颈：
第一，缺乏对转型金融的明确界定标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在编制《G20转型金融框架》时明确指出，没有转型标准就没有转型金融。在缺乏界定标准的情况下推动转型金融，很可能出现大量假转型或“洗绿”活动。目前，在中国和许多国家，由于还没有明确的转型标准，多数金融机构和企业都不愿意或者不敢参加，正是因为可能涉及到“洗绿”的风险。
在建立转型金融的标准的问题上，人民银行是最合适的主体，但是由于涉及到很多部委，协调起来有些复杂，目前为止还没推出全国统一的标准。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先行一步，目前已有7个省市推出了自行制定的转型金融目录，包括湖州市、重庆市、河北省、上海市等。如果中央一直不推出统一的标准，而地方推出太多版本的转型金融目录，未来再做统一，可能会面临很高的成本。对此，我建议加快中央层面的转型目录的编制和出台，可以先推出已经成熟的行业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启动全国范围的转型金融业务。
第二，企业缺乏编制转型计划的能力。要保证企业获得的转型资金真正产生转型效果，企业必须编制和披露一个可行、可信、科学的向“近零”排放的转型计划。但是目前多数企业都不会做转型计划，所以需要提供指引，促进能力建设。这方面，湖州市政府做得很好，一方面推出了转型目录，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个企业转型计划的模板，并将其公布在网站上。企业可以在模板中填写内容，包括设定短、中、长期目标、碳计量、治理方案、选择技术路径、信息披露等。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多做这种能力建设的安排，尽快突破企业不会做转型计划和不会披露相关信息的瓶颈。
第三，转型金融产品较为单一。在目前的产品领域中，已经有银行推行和可持续发展挂钩的贷款、债券等。这些是必要的，也需要大力发展，但是缺乏股权和保险类的产品也是转型金融发展的瓶颈。很多转型企业，尤其是一些重工业企业，严重缺乏资本金，所以也难以获得低成本的债券或者贷款融资。应当支持股权类的基金包括政府产业基金、专业PE/VC基金管理公司等积极参与转型金融，设立一批“转型基金”，针对有高质量转型计划的企业进行投资，可以在一些转型金融试点地区起步。另外也要重视保险类产品，转型过程中涉及到大量新技术和转型本身带来的技术、市场和运行风险，这些风险不能都由银行承担，所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要设计产品来规避这些风险，促成转型企业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转型融资。
第四，缺乏对转型的激励机制。绿色金融体系中已经存在一些激励机制，能够让绿色项目以较低的成本融资，但是转型金融领域没有这些激励机制。在大多数地方，目前对转型金融支持的活动既没有财政补贴，也没有担保、贴息或者央行的支持工具。需要设计出一批激励机制，降低转型企业的融资成本、预期风险，提高其盈利预期，以帮助其成功融资。在出台转型金融界定标准之后，央行应该考虑推出转型金融支持工具，为符合要求的转型活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地方政府也可以对转型项目提供贴息。碳市场（包括强制和自愿碳市场）也很重要，要让努力减碳的企业和符合项目方法学的技术能够因此产生额外现金流，形成支持转型的激励。
第五，缺乏对公正转型的考虑。转型过程中有很多高碳行业会出现大规模减员的情况，因此“无序转型”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目前，在转型金融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多数金融机构和企业还没有考虑“公正转型”的要素。参考G20转型金融框架的建议，湖州市对落地公正转型做了很好的尝试。湖州要求申请转型融资的企业必须要评估转型过程对就业的影响。假如评估出来可能会裁掉10%的员工，那么企业就应该提供再就业培训。对有此计划的转型企业，政府给予贴息奖励。这类机制可以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主动考虑如何减少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将公正转型打造成全社会（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共同推动实现的目标。
第六，金融机构能力不足。虽然我国很多银行有意做转型金融业务，但是银行多数员工和客户的反映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国际上比较领先的金融机构特别强调内部的能力建设，包括内部设立专业团队帮助企业客户编制和评估转型计划，对银行负责转型金融营销的业务人员进行100个小时的专业培训，之后才可以去推销转型金融产品。我们的许多金融机构基本没有相关的培训，营销人员对于转型目录是什么、企业客户应该如何开展碳核算、如何获得第三方认证、如何编制转型计划、转型产品与可持续指标挂钩等都不甚了解，没有能力帮助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对接争取激励机制，也不了解行业绿色科技的趋势。在这方面，银行不能被动等待监管部门的指引，需要主动提升开拓转型金融业务的意识，与专业机构合作，建立内部专业能力、辅导企业的能力和获客能力。
第七，绿色科技的可得性受限。转型过程中企业要使用大量绿色低碳技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企业在寻找合适的绿色科技，许多绿色科技企业也在寻找潜在的用户，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互相很难找到对方。我们的研究团队与其他机构合作，近年来组织了一些对绿色科技的评奖活动，腾讯去年也推出了一个叫“碳LIVE”的低碳技术信息平台，并且已经在COP28上发布。在这些尝试的基础上，未来有必要聚集各方资源，构建一个对接全球绿色科技的资源、用户、资金、场景的公益性平台，解决绿色科技与用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转型金融的大规模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